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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一，需求侧呈现“总量增长与结构失衡并存”的特征。货物贸易领域，2024年我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占比已达28%（较2020年提升15个百分点），但民营企业渗透率仅12%，显著低于国有企业45%的水平。这种差异既源于民营企业跨境业务规模较小、风险承受能力较弱，也反映出离岸金融服务对中小主体的适配性不足。更值得关注的是，在东南亚跨境电商场景中，尽管90%的采购来自中国、但85%的中小卖家仍依赖美元结算，这种“货币错配”现象暴露出离岸人民币在小额高频交易中的服务空白，亟需我国政府与相关金融机构高度重视并采取针对性措施来加以解决。

　　其二，服务贸易的需求变革更为深刻。对跨境贸易全流程的金融服务所产生的服务贸易需求庞大；跨境留学、医疗、旅游等场景对即时清算、低成本汇兑的需求呈指数级增长，2024年我国个人跨境支付规模突破1.2万亿美元，人民币占比却不足5%。数字经济的崛起进一步放大这一矛盾：跨境电商平台的“秒级结算”需求与传统离岸清算的“T+1”模式形成鲜明对比，倒逼离岸金融服务向“数字化、场景化”转型。这种需求升级不仅是技术层面的迭代，更是对货币使用惯性的突破，为人民币在服务贸易领域的渗透提供了窗口期。

　　其一，当前离岸人民币的供给呈现“中心集中与普惠不足”的特点。香港、新加坡、伦敦和迪拜四大离岸金融中心已形成差异化分工：香港占据离岸人民币存款（占全球60%）和债券发行（占比75%）的主导地位；新加坡凭借在东南亚区域的区位优势，在离岸人民币外汇即期交易、跨境贸易融资及财富管理业务中表现突出，成为连接东南亚与全球人民币市场的重要纽带；伦敦在外汇交易（日均交易量超4000亿美元）方面优势显著；迪拜则在中东北非能源贸易结算中崭露头角。目前，这些离岸金融中心的产品体系已覆盖跨境结算、存贷款、债券、外汇、衍生品、REITs等，但服务对象仍以大型金融机构和跨国企业为主。

　　其二，面向中小企业的离岸金融的普惠服务供给缺口问题尤为突出。调研显示，我国80%的外向型中小企业认为“离岸金融服务门槛过高”，具体表现为：一是标准化不足，跨境融资多依赖定制化方案，审批流程长、成本高；二是线%的跨境人民币结算仍需线下提交纸质单据；三是避险工具匮乏，针对中小企业的汇率期权、跨境担保等产品几乎空白，国际通用的衍生品交易在我国更像是“空中楼阁”。这种供给失衡不仅制约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普惠性，也使离岸金融市场错失了海量的中小客户群体。

　　其二，制度创新的方向应是“渐进式开放与精准防控并重”。我国已借助自由贸易账户（FT账户）、跨境理财通等机制，开展“管道式开放”的探索实践。然而，由于FT账户具有境内属性，国际知名跨国公司在使用该账户时仍存顾虑；我国的OSA账户虽属国际公认的离岸账户，但受相关部门“自我设限”的影响，无法提供人民币结算服务。如何针对性地复制推广这些局部经验，并有效解决现存问题，形成“境内外规则衔接”的制度性安排，仍是我国当前亟待攻克的重大课题。国际经验显示，货币国际化的成功离不开“清晰的制度预期”。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试验田与重要承载地，离岸金融市场的规则设计既要契合国际惯例，又要彰显中国特色，这种“兼容性”直接关系到人民币的国际接受程度。

　　日本“双轨制”模式的启示有三：其一，合规是离岸通道的生命线，日本企业的所有操作均严格遵循当地外汇管理法规（如巴西的“外汇交易登记制”、阿根廷的“外汇管制清单”），这种“嵌入式”合规策略降低了政治风险；其二，基础设施需前置布局，日资银行在拉美地区的百年深耕，为利润汇回提供了物理网络支撑，避免了临时搭建渠道导致的成本激增；其三，中小企业的离岸金融普惠性服务不可或缺，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离岸金融培训，使日元在东南亚中小企业贸易中的占比一度达到30%。

　　美国于1981年创设的纽约国际银行设施（IBFs），堪称离岸金融“本土化”的典范。通过允许美国银行在境内开展欧洲美元业务，IBFs既将离岸美元“请回本土”，又避免了国内监管的过度干预，使纽约与伦敦形成“境内外联动”的离岸格局。更关键的是，美国通过“石油美元环流”将离岸市场与全球能源定价绑定：产油国的美元收入存入美国离岸银行，再通过这些银行向发展中国家发放美元贷款，形成“石油—美元—债务”的闭环，这种机制使美元在能源贸易中的垄断地位难以撼动。

　　人民币稳定币和数字人民币（e-CNY）的离岸应用仍处于试点阶段。尽管“货币桥”项目已实现中国香港、阿联酋、泰国、马来西亚之间的跨境数字货币结算，但规模有限且场景单一。日本在数字货币领域的被动（央行数字货币进展缓慢）与英国的主动（积极推动数字英镑离岸测试）形成鲜明对比，这两种选择将深刻影响其货币的未来地位。这种差距警示我们：若不能在数字离岸人民币领域占据先机，我国可能错失人民币国际化的“换道超车”绝佳机会。

　　一是中小企业面临的“三缺”困境尤为突出。首先，缺专业人才，90%的受访企业表示“缺乏理解离岸金融规则的财务人员”，跨境人民币结算涉及的国际税法、外汇管制和汇率风险管理等专业知识，已远超中小企业的能力范围；其次，缺标准化模板，不同国家的监管要求差异巨大（如东南亚要求“交易单据本地化认证”，中东则强调“宗教合规审查”），中小企业难以制定适配的操作流程；此外，缺线上化工具，传统银行的离岸服务多针对大客户设计，线上平台使用门槛高；如某国有银行的离岸人民币结算APP，该行为自我合规保护、仅注册环节就需企业提交17项材料，远超中小企业的承受能力。

　　一是上海定位“全球人民币资产定价与风险管理中枢”，升级FT账户并强化大宗商品定价权。上海应实现“一个账户、本外币合一、秒级跨境”，并在2025年底前完成与CIPS系统的数字人民币模块直连，强化定价权输出。尤其需聚焦全球大宗商品定价权争夺，依托“上海金”“上海油”等基准，扩大铁矿石、铜、大豆等关键商品的人民币计价范围，推动上海期货交易所成为全球大宗商品定价中心；这也是人民币从结算货币向计价货币跃升的核心抓手。

　　三是应用层推进监管沙盒扩容与离岸金融创新试点，平衡创新与风险监管。建议允许持牌机构测试人民币稳定币与数字人民币的相互操作、跨境智能合约结算等创新应用；在上海、深圳、大连、青岛、厦门、苏州、宁波和霍尔果斯等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试点“离岸金融创新试验区”，对区内离岸金融业务实行“低税率+负面清单”管理，积累可复制的监管经验。这种“科技赋能+底线思维”的监管模式，既能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又能为创新留出空间。

　　二是构建“香港枢纽+自贸试验区协同”体系，扩容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并完善配套服务。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流动性“蓄水池”，应重点推进“绿色点心债”的普惠化创新。如推出面向中小企业的标准化发行模板，涵盖资金用途界定、环境效益评估、信息披露指引等核心要素，将发行门槛降至1亿元人民币，同步简化非核心财务指标披露要求，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同时，充分发挥我国自贸试验区的试验田作用，鼓励区内开展离岸人民币债券创新试点，支持主权机构、金融机构、跨国企业等多元主体发行熊猫债、离岸可转债等产品，与香港市场形成“互补互促”格局。在此基础上，需健全全链条配套服务：完善债券结算、评级、做市商制度，培育离岸人民币债券二级市场流动性；丰富利率互换、信用违约互换等衍生品工具，为发行方和投资者提供风险对冲渠道。

　　三是离岸人民币债券夯实人民币国际储备地位，引导离岸资金回流增强资产配置价值。历史实践表明，标准化、低成本、高流动性的离岸人民币债券，不仅能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更能为各国央行提供安全稳定的储备资产选择，是夯实人民币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重要支柱。引导离岸资金回流境内购买优质资产，通过“债券通”“沪深港通”等渠道，引导离岸人民币资金有序回流，投资境内股票、债券等核心资产，丰富境外持有人民币的资产池，增强人民币资产的全球配置能力和价值。